□彭忠富

1918年11月10日，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他在自杀前留下的万言遗书中说，他的死是由于并不能从混乱的民国政局中看到希望，而更让他失望的是作为价值依托的“诗礼纲常”不再是维系人心的基石。梁济的困惑可能是许多晚清士人的共同精神困境，只是他选择了以自己的生命来惊醒国人。这个时候最为引领思想风潮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口号比如民主、科学，比如打倒孔家店等极具鼓动性。

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子及其学说。在儒学发展的历程上，孔子被不断变换过脸谱，至少有董仲舒的孔子、韩愈的孔子、朱熹的孔子以及康有为的孔子等等。尤其是经过朱熹的改造，使儒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主要根据。“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打倒儒学中那些消极的、毒害人们心灵、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部分内容，并非打倒所有儒学。儒学研究名家、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认为，近代以来，儒学遭受重大挑战，但也面临新的机遇。儒学的近代进程为我们展现了儒学“一阳来复”的图景。

现代化的运动，在后发国家无一不引发普遍性与本土性的激烈矛盾。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探索之后，中西文化的冲突依然存在，但中国文化的自信却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而日渐恢复。干春松指出，当人们开始反思近代以来对传统的态度，并积极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求基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方案时，儒家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干春松最新出版的《儒学的近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包括“制度与心性：儒家的合内外之道”等三部分，以政治与学术双向视角，集中梳理、论述西学东渐下，作为传统中国价值主体的儒学的困境和转型，探究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和未来。

作者对近代以来儒学发展中康有为、章太炎、钱穆、张申府、冯友兰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主张进行了分析。以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为例，他认为中国近代的问题是过度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梁漱溟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立）”八个字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即中国人以情理来认识这个世界，以伦理来组织社会；因为理性早期，以伦理代宗教，所以没有团体生活、没有阶级，故而社会成员以职业确定其身份。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欧美式的现代国家。有鉴于此，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民族自救的唯一道路。所以梁漱溟呼吁知识分子要下乡，要发挥传统社会中“士人”的作用，在知识上教育民众，在道德上成为民众的榜样。

作者强调，从秩序的建构的原理来讲，儒家必然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有统一的价值观是必要的，但在制度设计上，则要允许各地有多元化的探索。多元化的地方秩序的建构，就是发挥各地的特点。就此而言，也不一定非要强调儒家的因素，也可以是其他的传统文化资源，但在多样化的探索中，传统的因素不容忽视。如何利用传统的资源进行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需要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