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存云

《河湟笔记》的创作是深入湟水谷地的历史尘烟，选取闪耀着文明曙光的柳湾遗址，沉淀着历史印记的破羌古城，见证了民族融合发展的南凉古国，以及隐现在岁月深处文化密码的瞿昙古寺，以对青海历史和河湟文化的追溯、思索中，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尘封的史料和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古遗址、古建筑中挖掘其蕴含的深厚内涵，在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交融中，从一个侧面来解读河湟谷地的岁月变迁和河湟文化的深厚灿烂。

对河湟文化的书写是从2018年写明朝建筑的瞿昙寺开始的，完稿后经过反复斟酌，这篇长达5万字的文章题目最终确定为《瞿昙 隐现在岁月深处的文化密码》。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一座古建筑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沉淀。瞿昙寺是明太祖朱元璋赐写的寺名，后来逐渐演变为当地的地名。一座寺院的名字演变为一处地名，它只是一个名称，但当你不断深入，知晓了它的来路，你就会发现它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性，记载着鲜活的时代生活内容，隐含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当你了解了一处地名的来历，你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藏匿着自然、历史、传说……一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变得具体而生动，丰富而深刻，使我们在穿越时光漫漫长廊时，进入彼时的天空和大地，仿佛一座古建筑有了鲜活的生命气息，总有一些地方与处于某个生命时段的你，产生一种共鸣。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孕育出了某一类文化的气质，精神的风度。这种感觉非常美好，就像进入了一段愉悦的旅程。继瞿昙之后，又陆续创作了《柳湾 闪耀在湟水岸畔的文明曙光》《破羌 沉淀在湟水河谷的历史印记》《南凉 湮灭在历史尘烟中的王者之城》，这四篇文章共计12万字结集出版为《河湟笔记》。闲暇静读，觉得有的写出了自己想要的感觉，有的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标准，一切都在尝试之中。但这个创作的方向，却一下子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广阔的境地，就像突然发现了一个富矿区，可以不断的挖掘下去。接着，又陆续创作了《喇家遗址 被灾变掩埋的城邦古国》《宗日 闪现在西部边地的文明之光》《青海边墙 世界屋脊上的明长城》《塔尔寺 一朵莲花上的艺术宝库》等。今年初，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青海国宝》（古遗址类）。目前列了一个创作计划，以我省珍贵的文物资源为切入点，对自己感兴趣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岩画石刻等一个一个去写，在对我省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的解读中，试图从一个侧面阐释河湟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于这一主题的书写，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而当下创作的每一篇文章就像一个个珠子，最后看能否串成一个独具特色的链子。或者说，目前创作的这一篇篇文章，就像是一块块砖头，最后看能否建成一所自己满意的房子。

格局和视野绝对是影响一本书品质的关键因素，《河湟笔记》的创作，就是将河湟文化放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维度去思考书写。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认为，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分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成了黄河、长江、长城。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而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余秋雨通过多年的实地文化考察后提出，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

受此观点启发，我们再来审视河湟地区的地理位置，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前面提到河湟谷地是河湟地区的核心地带，不过河湟谷地在结构上并非一大片冲积平原，而是由湟水水系诸河谷以及龙羊峡以东的一段长约200公里的黄河河谷所组成的。河湟谷地其实是两条相对独立的农业带，成就河湟谷地优势的首先就是它的农业条件。以海拔来说，河湟谷地属于整个青藏高原的最低点。从朝向来看，两条河谷整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并呈逐渐走低的地势，这种朝向能够使之直面东南风。在两侧山体的作用下，那些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穿透峡谷之时，会更容易抬升形成地形雨。此外，相对较低的海拔以及东南季风的深入还使得河湟谷地的气候不至于太过寒冷，无霜期基本处于120天到200天的区间，足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

我国著名的地缘学者温俊轩对湟水谷地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说，这块适合发展农业生产的区域，与关中平原这样大块冲积平原相比是很不起眼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湟水河谷并非生成在那些并不缺少农业用地的地理区域，而属于青藏高原。湟水河谷的面积仅占全省的3.6%，但却聚集了全省60%的耕地和近70%的人口。可以说，湟水河谷在青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于湟水谷地之于青海高原适宜居住和农业发展的优势以及直面黄土高原的位置优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势力博弈的焦点版块。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得到湟水谷地虽然还不足以帮助其控制整个青藏高原，但最起码可以阻止青藏高原的势力威胁黄土高原。如果游牧民族控制了这块直接对接陇右高原的优越位置，就获得了威胁黄土高原的能力。

随着中央王朝对湟水流域管控力的加强，整个河湟地区东接关陇，西通青海，为河西之右臂、洮岷之门户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河湟地区的区位交通优势也进一步显现，顺着湟水一路上溯就是青海湖，穿越青海湖盆地再往西，则是位列中国四大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从柴达木盆地穿出，便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东端。这意味着，如果从陇右高原打通一条通往西域的通道，可以选择经湟水河谷、青海湖盆地及柴达木盆地北沿，穿越青海高原的线路。整个线路再向东延伸的话，则可在渡过黄河后经洮河河谷进入渭水河谷，然后再由陇关翻越陇山，顺千水进入关中平原。

上述路线连起来便是丝绸之路南道在西域以东的走向，其中翻越青藏高原的部分被称为青海道。青海道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只有在河西道因各种原因中断后，才会成为沟通中原王朝与中亚地区的主线，而实际上，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近30%的时间里，河西道是中断的，因此，青海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主线之一。西汉之后的历代王朝都先后进行湟水河谷的农业开垦与开发，使这片土地成为中国农业版图上一块不可或缺的要地。河谷地带的农耕经济和农产品供应，使它们因此受到中央王朝的关注，发展成为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河湟地区东入长安、南至吐蕃、西达西域、北靠河西，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平凡的历史 ，成为贯通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必经之地，从而成为文化、政治的融合点、交流点。河湟地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独特样态，呈现出一种边际文化的倾向。

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黑河—腾冲线——在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条人口分界线与气象上的降水线、地貌区域的分界线、文化的分界线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而河湟地区就处在黑河—腾冲西岸中心地带的西侧，是农业区向牧区的过渡地带，从河湟区域环境分析看，河湟地区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的北面是内蒙古草原，南面有阿尼玛卿山，西面是茫茫戈壁，只有东面与中原相连，成为汲取中原文明的窗口。在这种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下，河湟地区的早期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同时，河湟地区又处在中原通往中亚、经西藏到印度的通道上，伴随着战争和贸易等，来自中原、中亚、南亚等地的各种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重要通道的河湟地区，中原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多种文明在此处的延伸与碰撞，河湟地区在中国西部枢纽一样的重要位置造就了黄河上游独具特色的河湟文化，成为中国西部人文景观中最灿烂的地区之一。

河湟地区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汇聚分布的地区，同时也是多种文化传播的交汇地带。正如童恩正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数千年来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始终存在着一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传播带由大兴安岭沿长城沿线至河套一带，再由河湟地区转而南下，然后沿青藏高原的东缘，直达滇西北与西藏山南地区”。河湟地区是联系祖国内地与西藏高原的唐蕃古道的核心地带，河湟走廊呈现丁字形，是中外交通、民族混杂的地区，这里作为多种文化的中转、过渡地带，成为中、西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熔炉”，使这一地区文化显示出典型的互融性的特征。因此，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讲，河湟地区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意义。

所以，我们对河湟文化的研究应该把它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空间维度去考量，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重新认识河湟文化的定位和价值。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开始了《河湟笔记》和《青海国宝》系列丛书的创作探索。